伊顿教育小编转发一篇文章，《教育史，抗战初期学校的流亡》很有教育意义的一篇文章，帮助咱们学生了解抗战初期学校到的一个状况。

第三节  抗战初期学校的流亡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接受了“一致抗日，共同御侮”的正确主张后，从“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出发，既考虑到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应急需要，又注意到教育为建国奠基的深远影响，在逐步确立“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的同时，制订出一系列比较合理可行的教育政策和应急措施，尽力避免使发展中的中国教育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面对强敌对我国文教事业的摧残，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实力，坚持长期抗战和准备战后重建，在烽火连天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决定将文化教育机构内迁。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战区学校处理办法》，规定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附设于他校。”此后，国民政府多方布置，筹措经费，成立战时教育协会等，具体负责各地高校的迁移复建工作。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的学校和科研机构也陆续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其中迁往重庆者为较。

　　一

　　普通中学的迁徙流亡

　　1937年11月，日寇逼近，的中学多停办，少数中学奉命西迁，或自行组织师生撤离。如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奉命迁往后方，由常任侠老师带领部分学生到安徽屯溪，后又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建校于贵阳的南门。1941年秋，因中央大学远在陪都重庆沙坪坝，不相隶属，决定该校与重庆青木关国立第十四中学互易校名。次年春，中央大学又于沙坪坝增设附中分校，添设六年制学习心理实验班。战时，市立第一中学奉命解散，李清悚、章柳泉率师生数百人入四川与苏、浙、皖流亡师生组成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后改为国立二中。私立汇文女子中学、育群中学、中华女子中学于1938年迁往上海与其他教会学校组成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1939年联合中学解散后，汇文女中在复课;育群中学迁往江西赣县办学。大学附中于1937年底由张坊等十几位老师迁赴四川万县重办。1941年底，大学在成都筹办金大附中驻蓉分班。此外，的私立安徽中学、钟英中学先迁安徽，后又迁长沙、贵州、广西。

　　二

　　中等学校的内迁

　　沦陷前，共有4所中等学校(3所国立学校和1所私立学校)。抗战爆发后，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初迁长沙，继迁贵阳，后又迁重庆歌乐山龙洞湾兴建校舍，并与国民党中央医院合作办学。1944年2月，中央医院由歌乐山迁高滩岩与重庆医院合并，该校改与上海医学院合办。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始迁安徽安庆市，几个月后迁重庆市黄家垭口，因敌机轰炸，又迁歌乐山办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当时也迁往重庆。私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未曾内迁，在日军侵占时一度停办，次年复校招生。

　　三

　　高等学校的流亡办学

　　抗战爆发后，各高等学校均先后内迁。国立中央大学于1937年11月迁往重庆沙坪坝，其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至成都华西坝。中央大学西迁后，丁家桥农学院实习牧场内，还有大批来自欧洲、美洲、澳洲的珍稀良种牲畜以及农学院教学实验动物难以迁移。于是，牧场职工拿出学校发放给自己的安置费用，租了民船把牲畜等运过长江。这支从流亡出来的特殊队伍，跨越苏、皖、豫、鄂、川5省，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底到达重庆。保留下来的良种牲畜于沙坪坝安家后，在抗日战争较艰苦的时期，不仅为教学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为师生们提供了营养丰富的新鲜牛羊乳。中央大学在重庆办学期间，于松林坡上盖起了一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有一次校长办公室的瓦被炸飞，三面墙被炸倒，在夏日的烈焰下，校长等人继续在里面办公，并乐观地称之为“室徒一壁”。

　　其时，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先迁长沙，转迁重庆。国立牙医专科学校随中大医学院迁至成都华西坝。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先迁长沙，后迁桂林，再迁龙洲，1938年10 月，改名为国立国术馆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先迁江西庐山，又迁湖南芷江，1938年再迁重庆。同年3月1日，私立大学也在成都华西坝华西大学校舍开学上课，其理学院则在重庆求精中学开办。私立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将学校分迁至武昌、上海、成都三地办学，因为上述地区师生比较集中，而且便于与其他教会大学联系。

　　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较危险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时候。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历经千辛万苦，构筑起“文化抗战”的长城。如：中央大学在罗家伦校长的率领下，坚持诚朴雄伟的校风，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自觉“担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首先，中央大学不遗余力地罗致人才，以至教育云集。中大在聘请教授时，坚持以学术水平为标准，并增加教授待遇，从不拖欠教授薪金。中大当时600位教师(约是战前的两倍)中，教授和副教授290人，这在抗战时期的中国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两批共评选出“部聘教授”45名，中央大学就占12席，林学家梁希、社会学家孙本文、心理学家艾伟、地理学家胡焕庸、生理学家蔡翘、英国文学家楼光来、国学大师胡小石、历史学家柳诒徵、化学家高济宇、教育学家常导直、艺术家徐悲鸿和法学家戴修瓒均榜上有名。其次，中央大学注重基础课程，狠抓教学质量，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俊彦辈出。即使在战时，中大的读书空气亦很浓。图书馆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学生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要早去抢座位，在防空洞里也仍然坚持学习。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不回家，常常是一碗阳春面作为午餐。据统计，这一时期先后求学于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55位。任新民院士、黄纬禄院士、朱光亚院士和钱骥教授这4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是中大该时期的学生。40年代后期，中央研究院共评出院士81位，中央大学的校友竟占到四成之多。第三，中央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和学术水平的增强，不断增设研究院所，使得该校的研究院所从战前的两个发展到1941年的9个。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广大教师将科学研究与战时的需要以及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朱炳海的《军事气象学大纲》、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和《化学战》等著作。还有，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场考察”、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等研究，都对抗日战争和西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科技支撑作用。抗利时，中央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法、师范、工、农、医7个学院43个系、科、组及23个研究所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

　　大学也是如此。1939年，国内电信交通方面所需要的电池供应发生困难。大学理学院与教育部合作，在重庆开办电池厂，制造出了各种规格型号的电池。在此基础上，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等又研发出了隔层滤杯式蓄电池。此后，该校又受交通部委托，与之合办中央蓄电池厂。抗战期间，金大仅向交通部及其附属机关供应的蓄电池总量即达14万只，约占该部当时电信方面电池总需要量的一半以上。这不仅使得后方通讯交通得以维持，而且为节省了大量外汇。为了发展后方的电力工业和机械加工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还设计制造了简单的电焊机，发明了焊条红粉(助焊剂)的配制方法，使产品品质与英国蓝粉焊条相当。除了上述应用性研究成果外，大学还进行了不少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为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物理系教授戴运轨设计创建了我国早期的航空风洞实验室，这项研究对于飞机制造等具有重要意义。化学系的王应睐老师积极从事生化研究，从大豆根瘤中分离出血红蛋白，在世界上第一次证实了植物中含有动物性蛋白。农学院樊庆笙等人则在青霉素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

　　军事院校的西迁

　　与上述各级各类学校一样，当时在的军事院校也全部迁移至后方。中央政治学校开始迁往江西庐山，继迁湖南芷江，再迁重庆;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迁往江西吉安;陆军兵工学校迁往重庆;陆军步兵学校西迁贵州;陆军大学校先迁至湖南长沙，后迁贵州遵义;军医学校迁至广西桂林;陆军交辎学校迁至湖南湘潭;陆军工兵学校、陆军通信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防空学校等都迁往西部继续办学，为民族抗战培养军事人才。

　　与上述各级各类学校一样，当时在的军事院校也全部迁移至后方。中央政治学校开始迁往江西庐山，继迁湖南芷江，再迁重庆;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迁往江西吉安;陆军兵工学校迁往重庆;陆军步兵学校西迁贵州;陆军大学校先迁至湖南长沙，后迁贵州遵义;军医学校迁至广西桂林;陆军交辎学校迁至湖南湘潭;陆军工兵学校、陆军通信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防空学校等都迁往西部继续办学，为民族抗战培养军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