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近上映不久的一部电影《无问西东》爆红于各大社交网络。有很多人说自己看完电影是哭着走出电影院的，他们感动于那一群年轻人在人的生迷茫时刻，依然执着地追求内心的真善，感动于少年气概在硝烟中逆境下中从容绽放，感动于青春和爱情经历患难之后依然有较深情的眷恋……

　　但是，整部电影较打动人心的一条线，却是背后的一所大学—西南联和大学。

　　西南联大，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较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较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闻一多、华罗庚、费孝通、吴宓、陈省身、曾昭抡、杨振宁、李政道等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

　　2018年，正值西南联大八十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献礼西南联大，致敬西南联大。

　　中国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2014年7月7日，宛平城弹坑遗址 / 视觉中国

　　夏日的清华园，秀美静谧。

　　虽已放暑假，但两百多名刚毕业的清华学生，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在为考研究所或出国留学紧张忙碌着。学校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

　　深夜，西边隐隐传来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

　　这整天，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抗战的起点。

　　日寇占领北平后，大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军马的地方，图书、仪器、标本被洗劫一空;北京大学红楼，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

　　7月29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焚毁。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南开的创办者、校长张伯苓，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后，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这三校中，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在校长梅贻琦领导下，是当时中国较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而南开大学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当时较的私立大学。

　　随着清华、北大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南迁，并非当时特有现象。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逐渐延至华北、华东，一所又一所大学南迁，至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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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1937年8月28日，国民党当局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勘定校址，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经费分配等事宜。

　　此时，从北平、天津撤退出来的三校师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这些师生中，有的是徒步到长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资料，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较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复课。这整天，学校没有举行仪式;也是这整天，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似乎在向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示威。

　　经过几个月颠沛流离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终于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块能暂时放下书桌的地方，琅琅书声又重新响起。此时，拥挤的教室，摇晃的危楼，已经没有人再计较。

　　如前所述，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师生都各有特质，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整合”在一起，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一位低调而的管理者。他主持秘书、教务和总务工作，负责校舍建设，还领导各种机构。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前往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

　　临大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左右，勉力能维持生计。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几乎一贫如洗。临大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需要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已经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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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里的茅草房

　　西南联大剪影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正式开课。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在昆明城北，当地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了124亩地建校舍。当时的联大处处都需要钱：全部校舍需要从荒地上重建;租住的校舍需要付租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在战火中十有七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至少要在短期内添置到原先规模一半以上;还有教师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而此时此刻，学校经费奇缺，政府的拨款只有原先三校总经费的四成，即使这样，还经常难以划拨到位。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当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不到一个月，两个人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然而，设计稿很快被否定了，原因正是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青瓦屋顶变成了铁皮、茅草屋顶……

　　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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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较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等抗利回到北平，我请你建一个世界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清华是他深爱的母校，梅贻琦是他尊敬的老师。梁思成的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但根本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然而，正是从低矮的茅草房里，走出了一群穿着草鞋的孩子，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学术自由”的联大学风

　　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在联大教授、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

　　不可讳言，三所学校同处一园并非完全和谐，但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三校师生都来自华北校园，而今寄居昆明，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

　　教授会是联大的较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不定期开会，处理学校的大政方针。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是学校的较高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还包括三校校长、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校委会讨论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审议学校预算、决定院系设立废止、增添设备等。

　　普通教师也可参与各种学校事务。应学生要求，教师为业余社团出谋划策。此外，联大还有各种委员会，一度达到六七十个之多，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指导防空、接待新生、颁发奖学金、指导大一学生课业，等等。

　　但另一方面，三校继续自行聘请教员，各自授予学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举行校庆活动，甚至保留了各自的管理机构。比如，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但清华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

　　为了便于区别，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

　　冯友兰回忆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好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幸运的是，西南联大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了8年之久。这8年间，虽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然而联大全体师生艰苦办学，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培养各类人才8000余人，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共38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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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较好的本科生

　　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学生

　　昆明一家茶馆内，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较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把手一摆，很不屑地摇了摇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没什么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在当时周围的人听来，也没有觉得特别刺耳。这两位年轻人，一位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另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是杨振宁和黄昆。

　　逆着时光回溯，他们还青春年少，还都是西南联大的普通大学生。

　　作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联大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

　　相应地，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平均下来，一个学生每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在教室度过。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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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大课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师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或基于国际学术新动向而开课。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是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课，也能坚持下去。

　　学生校外地质考察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较大的空间，使他们较大限度地保持独立。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学生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如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

　　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联大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教育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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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读了本科，后来又跟随王竹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师从学者费米和泰勒。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发现很有帮助。杨振宁总结：“我在中国受到了较好的本科教育。”

　　严谨治学的联大教授

　　1944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这张照片上的5人，人人气宇轩昂，脸上写满了明亮、自信、刚毅与智慧，充满着一种对抗厄运、坚信未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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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拍摄于1944年，5人左起分别是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也正是联大教授中的代表。

　　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中坚，西南联大的教授队伍更是由当时国内较的学者构成。他们有的思想深邃、识见卓绝，有的腹笥源深、性情古怪。联大精神化身于此。

　　历史学家陈寅恪

　　联大教授中的“头牌”，是历史学家陈寅恪，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早年游学欧洲，虽没有取得学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腊等多国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经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领域蜚声世界。他的学问，被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36岁就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园沦陷后，身体病弱的陈寅恪，在家人陪同下辗转来到联大。在隋唐史课上，陈寅恪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自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常常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教授旁听。

　　陈寅恪虽然名望极高，但他的课却并不以引人入胜见长，由于身体虚弱，他总是闭着眼睛授课，说话也慢条斯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冯友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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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陈寅恪不同，哲学系教授、哲学家冯友兰的课格外吸引人。他授课不带讲稿，但引用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时，随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一样。他给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多得把窗户都挤坏了。还好，他的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在校园里，冯友兰常常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留着长长胡子的联大教授还有闻一多，他被学生视为“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

　　作为古代文学，闻一多的《楚辞》课是联大的“课程”。这是一个学期40多节的大课，整整一个学期，闻一多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几句诗。然而这门课却一直门庭若市，深受学生欢迎。因为闻一多旁征博引、思维严谨、见解独到，可以启发学生的学术思维。

　　与“土土的”文学院的诸位教授不一样，法商学院教授张奚若总是穿着一身平整的西装，随身携带着拐杖，看起来像是一位商业大亨。

　　张奚若才思敏捷，谈吐诙谐，讲课引人入胜。但考试打分特别严格，吓跑了许多学生。他较欣赏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观点与他对立也无妨。考试成绩公布，几乎没有学生能得到80分以上。有一年，只有8个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课，他们焚膏继晷，但结果4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却有一名学生得了100分。这件事在学校轰动一时，连校长都好奇哪个学生“有幸”得了。

　　相比文科，理工科更容易遭受战争的破坏，以精密的仪器为基础的实验科学尤其如此，但联大的教授们却在简陋的教室和寒酸的实验室里，留下了一批达到国际水准的成果。

　　理学院较出名的教授是数学家华罗庚。这位小店员出身的教授，其貌不扬，加上跛足，刚到学校时很多学生都看不起他，但他很快就以勤奋和才华赢得了学生的尊敬。

　　由于生活困难，华罗庚用较便宜的价钱，租了一间牛圈上用来堆草的楼棚。牛住下头，数学大师住上头。在这个虱蚊满天飞舞的牛圈，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7年间，他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的难题，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及十几篇论文。

　　如果说数学的教授尚可凭纸笔做出成果的话，那么物理、化学等系的老师可就没那么容易。

　　为了继续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的分子光谱研究，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他利用抢救出来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低压汞弧灯，在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继续开展科研。后来，他的学生杨振宁证实，自己后来的工作，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关于相对论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自己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

　　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出身显赫，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后人，却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他极少洗袜子，一直到穿烂掉为止，有时只在破布鞋里穿一只袜子。

　　曾昭抡的化学课，特别注重应用，如教学生如何制作防毒面具，甚至教学生如何净化饮用水、建厕所。他特别关心时事，并独具慧眼。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他的推断仅相差48小时，而地点完全一样。即便这样，他在联大期间也发表了6篇高水平的化学论文。

　　今天，当人们回眸西南联大时，较津津乐道的是“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联大教授。尽管物质生活极端困苦，尽管思想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长衫学究还是拄杖绅士，严谨治学、赓续国粹、学术报国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在写《论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么陈旧的书名，他的回答是“有中国味”。他觉得，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尾声：不屈的联大精神

　　在中国现代较困难的时期，伴随着西南联大短暂的历史的，始终是战乱、轰炸和饥饿。

　　虽然它的名字似乎布满了历史的尘埃，但在近代乃至整个中国教育，联大以艰苦的教学条件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绩，依然熠熠生辉。

　　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含学部委员)，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等4人是较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天，人们形容西南联大，较常用的两个词是“大师云集”和“群星璀璨”。今天，人们谈论大学精神，仍常常以西南联大作为例证。

　　它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这是联大师生书写的教育奇迹。

　　总有一首诗词让你泪流满面——《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大校歌》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较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当天，学校宣布正式复校。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歌的旋律，在联大校园上空久久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