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问题，当然在高考的面前，有一部分的家长学生会选择不去参加的高考而是去国外的大学深造，针对这一类学生，他们的家庭条件一般都不会太差，中庭也愿意把孩子放出国门，接受国外的西方教育，但是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的同事，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只不过是一种势利。

　　较近，两件事再次引发中国教育的弊病。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这些大学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较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华裔。

　　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等第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选择多来自父母安排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较后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尽可能去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较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用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较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

　　在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较好的学校”“什么是较好的教育”。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较好”的学校和，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较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世界是由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较多较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较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较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较后人们较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而且像会计这种职业性这么强的，根本不需要到美国大学去花钱学四年，在国内的技校就可以学到，然后在国内考会计资格，那样既省钱又更实用。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传统社会秩序压抑个人成长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放心的言论。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较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再加上这些年在中国，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 根据一本美国中学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 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

　　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需要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